EduardoBossone,etal.ImagingandBiomarkersinAcuteAorticSyndromes:DiagnosticandPrognosticImplications.CurrProblCardiol
摘要急性主动脉综合征(AAS)是一种紧急的、危及生命的疾病，包括主动脉夹层，壁内血肿，穿透性动脉粥样硬化性溃疡和医源性外伤性主动脉损伤。我们建议采用综合的、多参数衡量的方法(结合临床病史和体格检查、心电图、生物标志物和影像技术等)及时、准确地做出诊断、评估预后，选择最适合的个体化治疗方案。目前诊断AAS及其并发症的最佳影像学策略是经胸超声心动图联合计算机断层血管造影(CTA)。当遇到复杂病例时，通常在术前全麻状态下行经食管超声心动图进行评估。一方面，根据术者的专业水平和医疗成本等问题，可以选择性在术中使用血管内超声和腔内相阵成像技术。另一方面，由于MRI其自身的特点使其成为一种理想的成像技术，可用于有AAS风险或慢性夹层患者的连续监测检查。在生物标志物中，D-二聚体是最接近“金标准”的一种指标(因其具有高灵敏度和低负似然比)。有趣的是，我们越来越多的使用18F-FDG-CT扫描联合特定的血清学生物标志物(白细胞计数、C反应蛋白、纤维蛋白原和D-二聚体)检测和监测影响主动脉和系统动脉血管的炎症反应。预计在不久的将来，在急性事件发生之前(早期预防)以及发生后(二级预防)，血清学和影像学标志物能够早期发现临床的无症状主动脉病变。
临床特点—影像学心血管超声心动图经胸超声心动图——经胸超声心动图(TTE)是临床评价心血管疾病最常用的影像学检查方法，在主动脉疾病的诊断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众多影像技术中，超声心动图的优点是可以快速、无创、无辐射地进行床旁检查。TTE可以对几个主动脉节段进行充分的评估，特别是主动脉根部和近端升主动脉，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可以对主动脉弓、近端降主动脉和腹主动脉进行评估(图3-A、B)。所有断层扫描都应该包括左侧和右侧胸骨旁长轴窗、胸骨上窝窗、二维视图和肋下窗。在诊断急性主动脉夹层(AAD)方面，经胸超声心动图通常被认为有一定的局限性。较早的研究报道其敏感性低至57%，这对于临床是不够的。然而，随着超声心动图技术的不断进展，包括谐波成像和对比成像的应用，已经极大地改善了图像质量，从而将灵敏度和特异度提高到80%。此外，TTE还可以提供主动脉的尺寸、评估左心室收缩力、心包积液和主动脉瓣功能。然而，由于TTE固有的局限性(回声窗口受限和胸部畸形)限制了其进行完整主动脉评估的能力，特别是对胸降主动脉的观察。事实上，TTE对B型主动脉综合征（AAS）的评估缺乏准确性，特别是在IMH和PAU的诊断中。因此，当临床高度怀疑AAS病变时，TTE结果阴性并不排除AAD的诊断，建议进行二次影像学检查，通常是计算机断层血管造影[CTA]或经食管超声心动图[TEE]。
经食管超声心动图——由于食管与主动脉在解剖上互相毗邻，TEE可以克服许多TTE的限制。一个独特的优势就是它可以在几乎所有的临床情景中使用，即可以在急诊室、手术室和重症监护室中。TEE对AAD的敏感性为99%，特异性为89%。此外三维TEE在指导治疗干预方面也表现出一定的额外价值。TEE对于初发撕裂口的定位和破口大小测量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彩色多普勒可以显示腔内存在多个小的交通管道。TEE可以方便地识别真腔(TL)，这在手术或血管内治疗前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假腔(FL)通常比假腔大，流量少。M型TEE显示收缩期开始时由于FL的扩张使得撕裂内膜向TL移动。此外，内膜厚度可以反应主动脉事件的紧急情况，如内膜越薄可能提示是急性夹层。主动脉瓣反流在A型夹层患者中是一种常见的并发症，发生在大约40%-76%。TEE是确定主动脉瓣反流机制的最佳技术手段，这可能指导主动脉瓣置换术或修复手术策略的选择。此外，TEE可以提供超越临床风险预测特征的更有效的AAD预后。接受外科手术治疗的A型AD患者的住院死亡率随着合并心包积液、心包填塞、主动脉周围血肿和血栓化假腔（内膜片局限于升主动脉，假腔完全血栓化）等并发症而升高。然而，TEE是半有创性检查，会因探头经过口腔引起窒息不适而引起血压升高，需要适当的镇静和严格的血压控制。经验丰富的TEE医生需要24小时待命，这可能会进一步限制TEE在紧急情况下的可用性。最后，由于左主支气管的干扰，TEE在显示升主动脉远端和近端弓时会受到限制。近年来，在手术前、全身麻醉下或血管腔内治疗前进行TEE监测，并对手术过程进行监测和评估。
血管内超声（IVUS）和腔内相阵成像（IPAI）——IVUS被认为是指导支架植入时准确定位和帮助支架系统安全通过的出色技术手段，因为其可以提供主动脉的实时成像细节和准确的主动脉直径评估情况。腔内相控阵成像(IPAI)增加了对主动脉关键侧支血流信息的获取，可以为开窗技术提供有效帮助。然而，也要将术者的技术和成本相关问题考虑在内(图3-C)。
腹部超声——对于腹主动脉瘤或者夹层患者，彩色多普勒腹部超声可提供包括血管直径和血流状态(TLvsFL)在内的一系列潜在血管壁病变的基本信息。值得强调的是，对于所有＞65岁的男性和有吸烟史的＞65岁的女性利用彩色多普勒腹部超声对该人群进行AAA的筛查。在上述人群或任何有患AAA风险较高的人群，也建议在TTE检查期间对腹主动脉进行“快速检查”(即机会性筛查AAA)。
CTA由于CTA具有较高的准确性(敏感度%，特异性98%)，这项手段几乎可以果断的、快速的、较广泛的在所有急诊科内使用，所以在面对可疑AAS患者时，CTA是最广泛使用的影像学手段。近年来CT技术的进步提高了扫描速度，从而缩短了扫描时间，减少了辐射剂量。诊断通常基于原始生轴向图像辅以多平面重建(MRP)实现的(图4、5)。升主动脉的运动伪影看起来像是夹层内膜片，这种伪影应该通过使用心电门控技术消除，就像进行心脏CT扫描时那样。有不同的心电门控技术可以减少或消除在升主动脉水平的运动伪影。在任何怀疑有主动脉疾病的情况下，尤其是急性主动脉疾病接诊时，心电与CT同步是标准扫描操作要求，即使是面对轻度的主动脉扩张，为了收集正确的、有助于进行风险分层和治疗决策的测量数据，也应该进行心电门控扫描。此外,有多种其他方式和算法可以将AAS疾病信息(如动脉瘤、夹层、血栓、钙化、毗邻结构和主动脉弓分支)可视化展现出来，主要包括最大强度的预测、三维重建图像、三维电影渲染等。较高的空间和时间分辨率使其可以评价快速移动的结构，如主动脉根部，冠状动脉，心脏瓣膜(即主动脉瓣)和心腔，此外，它还能正确显示心包结构和胸部、腹部中的结构。标准扫描方案包括平扫+增强CT。用于胸主动脉评估的CT扫描方案应当包括ECG触发或门控以去除与心跳相关的运动伪影，特别是在评估升主动脉时。CT已成为一种一站式影像检查方式来鉴别急性胸痛的3个潜在病因:AAS、肺栓塞和冠状动脉疾病。AAD的特征性表现是一条撕裂的内膜将血管分成了TL和FL两个腔。在平扫图像中，也可以看到腔内移位的钙化影附着在内膜层。合理使用静脉造影剂(无论是剂量还是注射速度)可以避免类似主动脉夹层表现的主动脉条纹状伪影。在定位和测量原发破裂口和再次交通破口的大小方面，CT和TEE比MR更有益。此外，CT是诊断主动脉主干受累的首选技术，这可以解释一些继发于内脏或周围缺血的症状。利用CT可发现两种主要的分支循环障碍情况：内膜撕裂导致的分支开口阻塞或动力性灌注不良。区分这两种机制对选择治疗手段具有重要意义。这种技术可以很容易地诊断出主动脉周围血肿，该病变与A型AAD死亡率增加相关，在给造影剂前进行初步的心电图同步CT平扫可以轻松地发现厚厚的主动脉壁内有一个新月型高密度影，这是血液中的造影剂通过交通破口进入夹层假腔导致的。此外,在B型AAD中CT能迅速发现提示“高风险”的影像学特征，如原发破口入口直径10mm、原始主动脉直径?≥40mm、FL直径≥22mm、假腔通常或部分血栓化、原发破口位于主动脉弓小弯侧、或破口距离左锁骨下动脉开口距离近等提示疾病处于不稳定状态的征象。
壁内血肿(IMH)在平扫CT上表现出新月形的高递减密度的主动脉壁增厚影(图6-A和B)。可以看到偏心性钙化斑块，然而不像主动脉夹层那样，没有内膜片，增强后可看出主动脉壁轮廓。将CT平扫和增强相结合可使IMH的诊断敏感性高达96%。如果成像技术足够标准(如结合心电门控和高分辨率重建)，仔细观察主动脉腔表面，特别是在主动脉根部和升主动脉水平，基本可以观察到撕裂的内膜。
穿透性动脉粥样硬化性溃疡(PAU)在造影前的表现与IMH相似，通常与周围动脉粥样硬化有关。PAU在增强CT上可以显示的更好(图6-C)。它的特征是在主动脉正常轮廓之外有一个充满对比剂的龛影。PAU侵蚀主动脉壁并到达中层，进而形成局部血肿样改变。对PAU的病理的新认识可能来自于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在CT上的特征性组织学表现，从而明确了PAU的斑块组成成分。对于AAD,CT可以获得影像学生物标志物作为主要不良事件的早期预测因子。
CTA的主要缺点是使用碘化造影剂，这可能引起过敏反应或急性肾损伤，同时其电离辐射也可能限制其在年轻患者和长期随访过程中的使用。重要的是，即使目前CT增强扫描所需的造影剂量与过去相比已经明显减少了(目前最先进的CT技术仅需要50ml)，但对肾功能不全的病人CTA仍受到造影剂使用的限制。此外，由于提高了采集速度、采用低千分压技术和迭代重建技术，因此与过去相比，现代设备的CTA辐射剂量显著减少。然而当高度怀疑存在AAS时，由于病情需要，在紧急情况下行CTA检查是十分必要的。
MRI磁共振成像(MRI)具有较高的空间分辨率(尽管低于CTA)和时间分辨率，它可以提供主动脉疾病的解剖、功能和多参数的组织学特征，其灵敏度97%-%、特异性94%-%。然而，由于MRI可用性具有一定的限制，急性发病的病人在扫描仓内需要接受较复杂的处理，且需要较长的扫描时间(30分钟)，MRI并不是AAS病人的首选检查手段。然而，由于不需要电离辐射并且可以使用非对比序列技术，所以MRI在AAS的远期随访中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主动脉疾病的MRI扫描处理方案包括“黑血”、“亮血”、心电门控剪影、相位对比序列、对比增强磁共振血管造影技术(CE-MRA)，以及最近出现的非对比增强MRA(与CE-MRA的准确性相似)。
“黑血”序列为主动脉壁及其邻近结构提供了良好的形态学信息。这种序列下可以清楚地看出主动脉夹层内的撕裂内膜片，IMH表现为半月形或环形主动脉壁增厚。由于组织间对比差异，MRI可以检测到CT未诊断的小IMH，在IMH超急性期,T1上呈等信号(图7)，T2上呈高信号(图8)。然而，氧合血红蛋白在24-72小时后转变为高铁血红蛋白，导致T1和T2均表现为高信号。此外，在PAU中可以看到内膜破裂并延伸至增厚的中膜同时伴有壁内血肿。应该对穿透中层的动脉粥样硬化性溃疡和由IMH局部夹层形成的溃疡状改变或局部内膜夹层形成的溃疡样图像进行鉴别诊断。
“亮血”序列和心电图门控序列可以很好的显示主动脉壁与亮血池自发对比差异信号，因此无需静脉注射对比剂就能很好地研究主动脉血管情况。考虑到心电图同步，这些序列是主动脉根部评估的首选方案，这与CTA检查要求是一致的。根据血流形态和核解剖特征，可以很容易地区分真腔和假腔:真腔表现为收缩期扩张和单向的顺行血流。有血液向心包、胸膜或纵隔外渗是主动脉即将破裂的迹象。
相位对比序列可以识别主动脉瓣反流、破裂进入假腔的部位，区分假腔内慢血流与血栓。通过对双侧管腔内血流的定量测定以及建立针对进行性扩张风险的血流动力学模型，使得其在主动脉夹层的评估中有很好的作用。假腔压力升高与假腔增大以及主动脉扩张相关。假腔压力增加的间接标志包括假腔受压、假腔部分血栓形成和假腔内舒张期逆行血流存在。
CE-MRA提供了主动脉和主要侧支血管的重要三维解剖信息。获取的图像必须通过后处理最大强度推算、MPR和容积绘制重建来重新评估病变。在主动脉夹层中，可以评估假腔的通畅程度，腔内血栓形成程度，主动脉直径，夹层内膜片情况以及显示撕裂入口和出口的情况。多相时间分辨的3D-MRA图像具有较高的时间和空间分辨率，这对于评估真腔和假腔中的血流动力学以及识别撕裂入口和出口具有重要意义。对于计划手术治疗或腔内修复的病人，通过后处理图像来展示内膜片、撕裂入口位置、假腔血栓形成、主动脉直径和主动脉分支有无受累是十分有用的。与CT相比，MR提供的图像不能识别血管钙化和特定类型的血管内支架。
在不久的将来，能够评估和量化主动脉血流动力学的4D-血流MR将能够改善对主动脉疾病患者影像特征的认识。
18F-FDG-CT近年来逐渐发展出18F-FDG-CT联合使用特定的血清生物标志物(如白细胞、C反应蛋白、纤维蛋白原和D-二聚体)检测和监测影响主动脉和全身系统动脉血管炎症如非传染性的主动脉炎、主动脉血管内移植物感染(移植后综合征)。此外，PET-CT可能有助于识别AAS患者的病情，以明确患者是否处于疾病快速进展、随访期间再干预和死亡的高风险中。炎症和或血栓性生物标志物水平的升高与PET结果相结合可能比单独使用PET更好地预测重大不良事件发生。然而，PET-CT有着昂贵的花销，且并没有广泛使用，以及会受到电离辐射影响。
复合影像技术在杂交间的作用—CT、TEE、血管造影、主动脉腔内镜杂交手术间已经成为现代治疗AAS的基础条件，因为不同病变的病理生理性质和血流动力学改变可能需要开放手术和血管腔内治疗相结合的方式。急性复杂型A型AD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考虑到原发性撕裂口不是位于升主动脉，而是位于降主动脉(逆撕导致的A型AD)，这种情况需要进行更广泛的手术方案，要么通过手术切除原发破口的位置，要么将其隔离在血液循环之外，此判断需要通过CTA和TEE确定。
在这些复杂的病变情况下通常是选择所谓的象鼻支架技术联合涤纶人工材质管道取代升主动脉和主动脉弓部分，其中象鼻支架是稳定地固定在降主动脉近端。
术中使用主动脉镜来准确象鼻支架移植在真腔内的位置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特别是当真假腔之间存在多条交通时，如果支架在假腔内展开时可能会造成严重后果。此外，TEE可以很好地用于经股动脉将导丝置入真腔内，这是保证支架置入真腔的一种很好的方法。
在有持续器官灌注不良的情况下，如由于真假腔之间存在二次破裂口导致的大量分流，可同时经股动脉进行TEVAR，这样可以在不可逆的终末器官损伤发生前及时有效地治疗灌注不良综合征。
表1：提示B型AAD、IMH、PAU处于高风险状态时的影像学特征值
图3：经胸超声下的AD和血管腔内超声下的AD。A：箭头所示主动脉根部夹层撕裂的内膜；B：箭头所示腹主动脉内夹层撕裂的内膜片；C：血管腔内超声下的AD，可见真腔（TL）、假腔（FL）以及二者之间的内膜片（箭头所示）。
图6：A：平扫下看到主动脉壁内血肿（低密度为血管腔内血液，高密度新月型影为血肿）；B：增强后的主动脉壁内血肿（低密度新月型影为血肿，高密度为血管腔内血液）；C：降主动脉内溃疡状斑块（PAU）。
图7：此图为一名B型壁内血肿患者的轴位图，T1加权。应用压脂技术来区分壁内血肿和主动脉周围脂肪(*处与血流区域相比呈明显高信号)。
图8：A、C：T1加权序列上的IMH表现，箭头指示壁间血肿部位呈等信号强度，相对于血流区（*）是高信号；B、D：T2加权序列上的IMH表现，在急性期呈高信号。
临床特点—生物学指标近几十年来，血液循环中的生物标志物在心血管疾病(如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静脉血栓栓塞(VTE)、心力衰竭(HF)和AAS)的诊断-预后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AAS中，反映主动脉壁病理生理变化的几个生物标志物(smMHC,CK-BB,MMPs,sELAF)包括了炎症(CRP,IL-6，肌糖蛋白C,NT-proBNP)和血栓形成(D-二聚体)正在热火朝天的研究中。其中，D-二聚体似乎最接近“金标准”的一个指标。
平滑肌指标平滑肌肌球蛋白重链(smMHC)——(smMHC在主动脉中层壁损伤后立即释放到血液中，其浓度达到基线水平的20倍，然后迅速下降至正常水平。因此，在AAD的诊断过程中，smMHC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具有一定的时间依赖性。其有限的时间窗口期(发病3~6小时)限制了其临床应用。
肌酸激酶同工酶（CK-BB）——在AAD患者中CK-BB浓度会出现升高，反映了主动脉平滑肌损伤的病理生理。在发病约6小时后达到高峰，CK-BB浓度增加了7.8倍。
钙调蛋白——当近端和远端主动脉发生病变的24小时内，AAD患者均出现酸性和碱性钙调蛋白的升高。相反，中性钙调蛋白与AAD无相关性。酸性和碱性钙蛋白检测具有不同的时间依赖性特异性。AAD患者在症状出现后6小时内酸性和碱性钙钙蛋白水平分别升高2倍和3倍。酸性钙蛋白在A-AAD患者检测中具有较高的特异性。特别要注意的是，Suzuki等报告了在发病6小时内，对于临床限值2.3ng/ml(酸性)和ng/ml(碱性)，酸性和碱性钙蛋白的敏感性分别为50%和53%，特异性分别为87%和73%。钙蛋白的病程较长(约持续1天)，但阳性预测价值较低。目前，由于需要进一步改进，钙调蛋白检测还不能作为常规临床检测。
内皮素——内皮素是由内皮素-1(ET-1)、内皮素-2(ET-2)和内皮素-3(ET-3)组成的肽类家族。ET-1/2浓度在AAD发生或动脉瘤破裂时明显升高，特别是在死亡的患者中升高更明显，这表明ET-1/2有潜在的预后诊断价值。
细胞外基质标记物基质金属蛋白酶(Matrixmetalloproteinases,MMP)——MMP是一类主要参与主动脉重构过程的锌、钙结合的内肽酶类家族。在A型和B型AAD患者中，MMP-9水平在症状出现1小时内升高。此外，经治疗的B型AAD在亚急性期(出院后2个月)MMP-9浓度也升高。
可溶性弹性蛋白片段(sELAF)——sELAF可被认为是早期的诊断指标，因为其在血液循环中的水平早在AAD症状出现后的0.7小时就升高了。值得注意的是，假腔血栓化的患者不会出现sELAF水平升高，而假腔持续有灌注的患者sELAF水平长期保持在较高水平(72小时)。
转化生长因子β(TGF-β)——TGF-β是一种参与多种通路的信号分子。TGF-β可以结合FBN-1蛋白，后者是一种由FBN-1基因编码的细胞外基质蛋白，该蛋白在大多数马凡综合征患者中发生突变。在马凡综合征患者中，FBN-1缺乏导致TGF-β信号转导过度，从而导致TGF-β生物利用度降低。Suzuki最近报道了AAD患者中TGF-β水平升高。具体来讲，A型患者比B型患者增加了2倍，这支持了TGF-β可以作为一种潜在的生物标志物用于鉴定非马凡综合征患者的AAD发病。此外，血液循环中TFG-β水平的定量检测可以作为主动脉重构的标志。有证据表明，主动脉直径较大的患者会出现循环中TGF-β的增加。然而，TGF-β检测在AAD患者中的真正临床价值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炎性指标C-反应蛋白(CRP)——CRP主要是在炎症急性期由多种细胞因子刺激肝脏产生的。其水平与炎症反应(该疾病中主要是血管非特异性炎症)的发生和进展有关。有趣的是，在AAS患者中，入院时CRP血浆水平似乎与长期不良事件相关。然而，CRP检测在AAS患者中的附加临床价值仍不确定。
肌糖蛋白-C——肌糖蛋白C(TN-C是一种糖蛋白，参与构成细胞外基质)被认为在心血管组织重构过程中起主导作用，包括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腹主动脉瘤、急性心肌梗死、心肌炎和静脉血栓栓塞。在B型AAD患者中，TN-C水平升高与住院死亡率相关。相反，在慢性B型AAD患者中，TN-C水平增高可能是主动脉扩张低风险的预测指标。
利钠肽(NPs)——NPs(主要由心脏组织分泌的释放至循环中的一种激素)是心衰公认的诊断和预后的生物标志物。有趣的是，较高的NT-proBNP水平似乎也是A-AAD患者住院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在这方面，将NT-proBNP水平和主动脉直径联合评估具有更高的预测住院死亡率的敏感性。
可溶性ST2(sST2)——sST2是跨膜配基ST-2的节段形式，其是预测心力衰竭结局的一个强大的独立预测因子。据最近报道，它在AAS中也有潜在的诊断作用。
血栓性标志物D-二聚体——D-二聚体是一种纤维蛋白降解产物(蛋白片段)，当纤维蛋白处于活跃的溶解过程中时它可在血液中被检测到。D-二聚体检测在VTE、AAD和弥散性血管内凝血等临床领域已经被广泛应用以辅助诊断和预后。通常使用0.5mg/L作为排除水平来排除肺动脉栓塞，也可以可靠地排除AAD。IRAD-Bio研究表明，D-二聚体具有高敏感性(96.6%)和较低的阴性可能性比(0.07)，这一生物标志物适合于在症状出现的24小时内排除AAD。此外，D-二聚体在6小时内可用于诊断AAD，其临界值为1.6mg/L。在ESC指南中，关于主动脉疾病诊断和治疗部分，已经将D-二聚体检测纳入的诊断检查工作体系中。具体来说，如果AAD的临床概率较低，阴性的D-二聚体水平可以排除诊断。另一方面，若AAS临床概率处于中等水平，D-二聚体试验又处于阳性，那么应该进一步行影像学检查。D-二聚体检测不推荐用于AAD临床概率较高的患者(风险评分为2或3分)。但需要强调的是，D-二聚体正常也可能存在于有假腔血栓形成的AAD、IMH和PAU的AAS中。
预后作用——一些研究指出D-二聚体水平的显著增加与AAD患者预后进一步恶化之间呈显著正相关。胸主动脉腔内修复后D-二聚体增加已被证明与更短的远期生存相关。另外，住院期间平均D-二聚体值≥9mg/L是院内死亡率的独立危险因素。然而，在3年的随访中，D-二聚体的预后作用没有得到证实。这一证据也表明D-二聚体在预后方面仅具有潜在作用。
MicroRNAMicroRNA(miRNA)是一种长度约为22个核苷酸的短的非编码单链RNA，通过mRNA降解或翻译抑制进行负性调节表达。它参与与癌症、神经和心血管疾病等疾病相关的许多细胞发育、分化、增殖、凋亡过程。然而，目前仅有有限的研究表明miRNA的非调控表达与AAS有关。Wang等人分析了AAD患者和对照组的主动脉组织及血浆样本中miRNA的表达量。他们发现了4种miRNA(miR-;-;-;-)在AAD患者中出现正调节表达，认为这些特定的分子可能是AAD的潜在诊断性生物标志物。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明确miRNA在AAS中的诊断和预后作用。
结论及时诊断和干预对AAS患者的临床预后至关重要。目前诊断AAS及其并发症的最佳影像学策略是TTE联合CT。在复杂的病例中，往往在外科手术或腔内治疗之前在手术室和全身麻醉状态下进行TTE检查。在这方面，根据术者的专业知识和患者医疗成本问题，IVUS和IPAI可以在腔内手术中选择性实施。由于MRI本身的特点，其不适合在紧急情况下使用，但是一个理想的对有AAS高风险患者进行连续性监测或对慢性夹层患者长期随访的影像检查手段，但当患者体内有金属器械时就不能使用了。为此，CTA在后续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TTE综合检查的一部分，A-US可以发现腹主动脉夹层。在生物标志物中，D-二聚体是最接近“金标准”的生物学指标。综合了临床、实验室指标和影像学指标的多参数风险分层模型正在开发中，旨在为每个患者提供更合适的个体化治疗管理策略。在不久的将来，我们期待血清学和影像学生物标志物的进一步发展，能够在急性事件发生前(一级预防)和发生后(二级预防)尽早发现无临床症状的主动脉壁病变，以便更好地确定短期和长期预后。
表2：不同平滑肌生物标志物在急性主动脉综合征中的意义。表中列举了各标志物的诊断特点、临床检验可用性、时间依赖的特异性和敏感性。
表3：不同细胞外基质标记物在急性主动脉综合征中的意义。表中列举了各标志物的诊断特点、临床检验可用性、时间依赖的特异性和敏感性。
表4：不同炎性指标在急性主动脉综合征中的意义。表中列举了各标志物的诊断特点、临床检验可用性、时间依赖的特异性和敏感性。
译者：宋剑
编辑：*琰
CardiothoracicSurgery